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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堂: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譜寫新時代“中國之治”華彩篇章
2019-12-09 00:00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國家制度和治理問題,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強烈的歷史擔當。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對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等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和《決定》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各級黨組織的首要政治任務,也是每位黨員的重大政治責任。

一、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是一篇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書,是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最新理論成果,也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

回首社會主義500年發展歷程,歷經社會主義先驅者的科學探索、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追求、眾多共產主義戰士的浴血奮斗和新一代共產黨人的創新實踐,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由科學變為實踐,最終在有14億人的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茁壯成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壯麗詩篇,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標志,中國共產黨人為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樹立起里程碑、開辟了新境界。

1516年,英國人摩爾發表《烏托邦》一書,寄托了人類思想意識中對最美好社會的向往,標志著空想社會主義的出現。后來,法國的圣西門、傅里葉和英國的歐文等人,對資本主義進行了尖銳批判、對未來社會主義進行了樸素而又具體的設想,歐文等還在美國進行了實驗?障肷鐣髁x者有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但他們沒有深刻地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運動規律。19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在科學分析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發表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使社會主義有了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等理論根基,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走向科學。

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走向實踐。起初列寧領導的蘇維埃國家遭受多國武裝干涉,所處環境極其惡劣,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后來在列寧帶領下蘇聯人民探索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隨著實踐的發展,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實行單一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指令性的計劃經濟等,逐漸形成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并在東歐等國家得到廣泛推廣,促進了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但后來由于體制過度僵化、不尊重經濟規律等,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反而阻礙了經濟社會發展,最終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社會主義遭受重大挫折。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起初是學習借鑒蘇聯經驗,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很快就察覺到了蘇聯模式的局限,開始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比如,我黨認識到,發展生產力是我們的根本任務;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建設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國防,要走出一條有別于蘇聯模式的中國工業化道路;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十大關系等。后來,由于在指導思想上受左的錯誤影響,甚至出現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歷程中遭受了嚴重挫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明確了必須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命題。鄧小平同志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在黨的十二大上號召:“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過探索,最終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首次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深刻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命題,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達到了新高度,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發展和最新貢獻。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

《決定》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引領者,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者、捍衛者。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核心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是新中國70年巨變的政治保障,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大邏輯、現實大邏輯和使命大邏輯。

(一)回望歷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建立了新中國,進行了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推進了改變了中華民族命運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

新中國成立前的28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推翻了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后的2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基礎上,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新型政黨制度等,完成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和經濟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的41年,黨領導人民在實踐中創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理論體系,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開闊、越走越自信。歷史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觀照現實,黨的十八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了豐富的實踐成果,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順應時代發展和人民需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一是經濟快速發展奇跡。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二是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我國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一,長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取得這兩大奇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堅持和完善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十八大以來我國取得的偉大變革和巨大成就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也是當今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的根本保障。

(三)展望未來,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有效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才能順利進行若干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才能在新征程上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大變局下的世界舞臺中央是各種矛盾交織的風口浪尖,阻力與風險如影隨形,不進則退。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要有斗爭意識、斗爭精神,經過這幾年黨帶領人民進行一波接一波的斗爭,并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后,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全黨要有斗爭精神是何等重要。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大國博弈是斗爭,在香港止暴制亂、恢復社會秩序是斗爭,清除腐敗分子是斗爭,保持國民經濟持續運行在合理區間也是斗爭。取得各種斗爭的勝利需要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核心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勇于斗爭、善于斗爭,勇于變革、善于創新,永不僵化、決不停滯,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必須牢牢堅持

《決定》首次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方面的內容一起明確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作出的重要發展和深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經歷了艱苦的實踐探索過程來之不易,必須牢牢堅持。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反動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礎。隨后的29年,我國先后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通過了“五四”憲法,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了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這一探索過程是艱辛的、曲折的。尤其是上世紀50年代后期和“文革”期間,由于當時黨的領導集體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上出現了嚴重偏差,致使我們在所有制、分配關系、市場機制等重大問題上,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犯了不少“左”的錯誤。在所有制問題上,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形式,排斥公有制以外的任何經濟成分,把個體經濟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異己和障礙,連理發、賣油條等都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在分配關系上,否定按勞分配原則,平均主義“大鍋飯”盛行。“四人幫”甚至把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說成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在計劃與市場關系上,把市場同資本主義聯系起來,否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產品是商品,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在哪里生產、為誰生產都由計劃決定,產品分配和流通靠計劃調撥。這些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左”的認識和做法,極大地禁錮了廣大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極大地阻礙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

1978年,中國踏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改革開放的春風蕩滌著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左”的思潮,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對所有制、分配關系、計劃與市場等重大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產生著一個又一個理論飛躍。思想的解放、理論的飛躍又不斷引導著實踐的革命,帶來了中國大地40年間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

1.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從必要補充到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內在要素,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得以確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過程來之不易。

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的重要改革舉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城鎮個體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我國對個體經濟的最早認可,也是我國重新認識個體經濟的起點。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指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是黨的文件第一次把個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指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維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是黨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新認識正式體現在憲法層面。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國情決定的”“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黨的十五大報告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首次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列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上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的講話中強調,“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總書記的這次講話是我黨40年來關于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最新成果,來自于我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偉大實踐,也必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多種所有制經濟更好地發展發揮重要的“定盤星”和“指南針”作用。

2.對分配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從否定按勞分配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從按勞分配到按要素分配的重大飛躍,對于調動全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共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功不可沒。

改革開放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按勞分配原則是沒有得到很好貫徹的,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平均主義嚴重。對于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小平同志是最清醒的。他早在1975年8月18日《關于發展工業的幾點意見》中就批評了當時勞動報酬制度中的平均主義傾向,他說:“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大家都要動腦筋想一想。所謂物質鼓勵,過去并不多。人的貢獻不同,在待遇上是否應當有差別?同樣是工人,但有的技術水平比別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級別、待遇?技術人員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四五十塊錢,表面上看來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是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這怎么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同志進一步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撥亂反正,指出:“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要“改革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在企業內部,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分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這表明隨著改革的深入,按勞分配原則得到正式確立,從而極大調動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在分配制度問題上再次實現重大突破。黨的十三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第一次明確了利息、紅利、企業主經營收入的合法性。

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這表明黨在分配理論上首次承認生產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地位。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又進一步指出,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知曉政治經濟學常識的同志都會體會到,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承認按要素分配是多么深刻的理論革命。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時,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是對分配制度、對生產要素構成等認識的持續深化,對于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進一步調動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3.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經歷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深化過程,思想認識的每一次飛躍,都帶來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把市場經濟視為“洪水猛獸”,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把計劃與計劃經濟當成了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1978年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黨對計劃與市場的認識也不斷發生深刻變化。

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要“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于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市場調節部分盡管“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這一提法表明我黨在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上出現了第一次極其重大的深化。

過了短短兩年,我黨關于計劃與市場的認識進一步深化。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這里,盡管沒有使用市場經濟的名詞,使用的是商品經濟的提法,但計劃與市場已經不是你主我輔的板塊論,而是相互融合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對這一認識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作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

1992年初,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講話進一步推動了我黨思想的解放和理論的變革。在同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莊重指出,“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從這一時刻起,市場、市場經濟不再是異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重申,“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都表明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更加成熟,表明我黨對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嶄新高度。

(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牢牢堅持

長期地牢牢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因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思想的萌芽,在葉劍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國慶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已露端倪。他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樣,有它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同已經有了三四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制度還處在幼年時期。”這一思想萌芽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發展,《決議》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在這些認識鋪墊的基礎上,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明確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及與之相適應的基本路線和綱領,并明確指出“這樣的歷史進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黨的十九大告誡全黨“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個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的重大宣示意味深長,意義重大。這告訴全黨和全國人民,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成就,盡管我們人均GDP即將超過1萬美元,但我們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必須牢牢地長期地堅持既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又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即便再努力奮斗30年,我國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我們仍將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仍然要牢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30年彈指一揮間,難道30年后我們就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難道30年后我們就不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難道30年后我們就不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絕不應該,也絕不會!因為這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是黨、國家和人民的生命線。

長期地牢牢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奪取改革開放40年來偉大成就的制度基礎,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保障。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我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創新,這些重大理論創新、認識飛躍又極大地解放和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方面使我國的公有制經濟在競爭中煥發活力。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58.8萬億元,利潤總額3.4萬億元,與1978年相比,年均分別增長11.9%和10.3%。2018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和所有者權益分別是1978年的247倍和130倍。另一方面使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力量。當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201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民營企業有28家,在A股市場3558家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近2/3.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極大地激發了億萬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極大地調動了各類要素所有者的創新創業熱情。2018年中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0.7萬元/人,比1978年提高了22倍,2018年末,我國市場主體超過1.1億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著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又發揮著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作用,使我國要素和資源的配置效率不斷提高,使我國的經濟長時期保持持續快速增長。今年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望超過100萬億元,而1978年只有3679億元,這是何等巨大的變化!

40年巨變有賴于我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而在此基礎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遠推向前進,仍要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支持和保障。黨和人民40年來創造了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持之不懈、永不停歇的實踐基礎上,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必將不斷發展和完善。

四、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必須著力推動黨中央重大戰略決策部署落實到位,切實把深入學習貫徹全會精神和《決定》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

推進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建設、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中央賦予全國各條戰線的使命任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領導下的新型高端智庫,將堅決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切實提高政治站位,不斷增強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緊緊圍繞《決定》提出的目標任務更好地發揮智庫建言獻策作用,努力為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智慧和力量。

一是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持續順利推進、創造奇跡的根本保證,也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我們要在學習貫徹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決定》的過程中,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二是不斷增強制度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因,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已經在實踐中證明行之有效、深得人民擁護,彰顯了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優越性。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通過深入學習,做到頭腦更加清醒、眼睛更加明亮、立場更加堅定、定力更加堅強,著力開創黨領導下的決策咨詢事業新局面。

三是積極主動地擔當職責使命。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決定》提出的健全決策機制,加強重大決策的調查研究,科學論證、風險評估,強化決策執行、評估監督等方面的任務要求,進一步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進一步提高調查研究能力、科學論證能力、風險評估能力,著力為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提出更有分量、更有價值、更有操作性的對策建議,努力為波瀾壯闊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提供高質量的決策咨詢成果。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研究員 馬建堂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2019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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